父亲走后，老家再也没有我的家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 | 张弘
01
2020年8月16日18点，我再一次站在湖北云梦县城父母之前的住宅门前。
我拿出钥匙，拧动旋钮，门应声而开。
屋子里空无一人，一阵霉味扑鼻。
我走到客厅，放下沉重的双肩包，熟悉的室内布局映入眼帘。
我打开了屋子南北的窗户，打开了水闸，气阀和电源开关，然后在饭桌前坐下。
一阵裂心的伤痛突然侵袭而来，眼泪差点夺眶而出。
我强行忍住，告诉弟弟和妹妹，我已经到了。
然后，拍了一张客厅的照片，一张人工湖的风景照发到我们兄妹四人的微信群里。
小妹稍晚告诉我，她看到照片和我的留言后，嚎啕大哭了一场。
爸爸已经去世9个月了，母亲现在到了安徽大妹那里。
现在，这个房子空了四个月，弟弟已经在委托房产中介出售。
02
如果不是大姑妈突然去世，我这次也不会匆忙赶回这里。
因为新冠肺炎，今年1月到4月，我带着女儿、儿子和小妹，和母亲一起在这里受困三个月。
这里的房子视野开阔，客厅和主卧南边的人工湖风景秀美，但这三个月的封城和特别管制时期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我是前一天晚上（8月15日）23点多接到弟弟的电话，这才知道大姑妈刚刚去世。
弟弟一家三口在贵州，回老家不便，因此请我回老家奔丧。
我给大姑妈家的大表哥打了电话，他告诉我17日出葬。
我对他说，我明天就赶回来。
打完电话后，我让儿子帮我预定了北京西到汉口的高铁，以及汉口到云梦东站的火车票，然后赶回了云梦。
我试了试煤气，准备晚上洗澡。
然后清洗了水壶，烧了一壶开水，又把它放凉。
一路颠簸，我没吃多少东西，于是坐在饭桌前吃了带回的煮花生，喝了两盒牛奶，然后锁好门，到曲阳河边跳绳——这是我坚持了8年多的运动。
03
父亲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云梦有两个家。一个在隔蒲镇建设村张家坡，一个在县城。
张家坡的两层楼房是父亲1991年盖的。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已经放弃教书和文学创作的父亲就和母亲开始做各种小生意，后来到武昌大东门菜场卖菜，存下了一些血汗钱，盖起了两层楼房。
▲我们在云梦县隔蒲镇建设村张家坡的家，瓷砖是后来贴的（作者供图）
在大集体的时候，由于“剪刀差”，父母挣到的工分不足以养活我和弟弟及两个妹妹。每年分红（村里年终结算）的时候，我家总是亏欠。
有的社员就说风凉话，说自己替别人养孩子。心高气傲的爸爸也只能隐忍不语。
分田到户之后，父母再也不用受这种气了。但是，种田只能糊嘴，一年到头没有余钱，于是他们就开始做小生意。
我记得，他们从隔蒲收鸡蛋到武汉去卖，爸爸告诉我，很多人围着抢购，有一些人不给钱就拿着鸡蛋走了。
然后，父母从武汉带回香烟、布鞋等商品在农村贩卖。
有人曾经对我说，我妈卖的布鞋很便宜，但是没穿几天就破了。
那时香烟专卖，有时，他们从武汉带回的香烟在火车上被“查货”的人查抄，于是血本无归。
04
正因于此，1991年房子建好之后，父母在家里管客，在村里人羡慕的眼光和恭维中，很是风光了一番。
2000年年初，我和妻子来到北京，父母在老家带我的三岁的儿子和五岁的女儿。
我们2005年年初在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九龙山庄买了一套房，几年后还清了贷款。
随后，父母说想把张家坡的房子修缮一下。
一是给房子加一个尖顶，盖上机瓦，解决漏雨的问题；另外，妻子提出把厨房和厕所好好弄一下——她每年从北京回来给家里人做年饭，感到像过家家似的，太不方便了。
我和弟弟一共出了接近四万元，让父母修缮房子。
但那年春节回家一看，父母把房子加了屋顶，然后把南边外墙贴了瓷砖，但厕所和厨房则没有任何改善——上厕所不方便，厨房阴暗不说，下雨下雪还漏水。
这让妻子很不高兴，但木已成舟，妻子也不好再说说什么，只是每年春节回家做饭时颇有怨言。
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夫妻、小妹基本都会回来。有时，弟弟一家三口也会回来过年。
吃年饭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坐在上边，我们和孩子们轮流敬酒，父母脸上也会露出难得的笑容。
这时，也是父亲最满足的时候。
他在院子里种了葡萄和梨树，在院墙外面种了一棵桃树，还种过豌豆、小葱、小白菜。
有一年春节回家，父亲让我帮他锯掉一些桃树的树枝。
05
2013年，我的女儿、儿子到云梦一中上学。
我请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母亲在这里照顾他们，父亲就骑着电动车奔波十几公里，往返于张家坡和租住的房子之间。
此时，弟弟的经济情况不错，他决定在县城买一套房子，等我的两个孩子高考之后，就让父母住在县城，让父母安度晚年。
弟弟2014年在县城人工湖北边的隆盛华府买了一套位于19层、面积124平方米的三居室。
2015年，我的女儿和儿子都考入北京的大学，房子也装修得差不多了。
一开始，爸爸不愿意住到这里，说住楼房很关人（受憋），他在农村更习惯。
等住进去之后，爸爸发现，住在这里，生活上比农村方便得多，然后，他就再也不想回张家坡了。
人工湖的房子装修完毕之后，弟弟出钱，父亲和母亲亲手购买了双人床、衣柜、饭桌、书桌、沙发，凳子等等家具。
他们分外爱惜，担心沙发皮子磨损，在上面垫上了旧床单和被罩。
有一年，我儿子的同学到家里来坐了一会儿，父亲发现沙发皮有一点点磨损，竟然对着他最看重的孙子大发脾气，说他的同学嫉妒我们家好，所以搞破坏。
儿子觉得爹爹（爷爷）不可理喻，只有默不作声。
有一年，母亲洗的床单找不到了，几次三番问我的妻子和儿子，怀疑被我妻子拿到我岳父家去了。
我妻子为此特别生气。
后来，还是楼下18层的住户问母亲，她才知道床单掉到楼下去了，妻子的冤情这才得以洗清。
06
这时，父母颇有一种“受苦人翻身得解放”的喜悦，甚至急于炫耀。
他们几乎邀请过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到新家做客。
我一度对此很不理解，后来才隐隐想到，除了亲朋之间的正常走动之外，爸爸妈妈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现在，儿女们让他们过上了舒心的生活，因此忍不住要“晒幸福”。
家里人多。为了让我们春节回来都有地方睡，母亲除了在人工湖房子的三个房间都放了1.8米宽的双人床，还在入户的地方加放了一张双人床，并且用衣柜隔出了一间“房”。
尽管如此，我们一家四口、加上弟弟一家三口，还有小妹，即使大妹一家四口不回来过年，十个人（加上父母）在县城的房子也住不下。
有时，我和妻子就住在三四里地外的岳父家，白天我再过来。
有一年春节，弟弟一家三口，我们一家四口，还有小妹都回来陪父母过年。大年初一，一家人一起出门，从人工湖中间走过，然后经过博物馆，再顺着曲阳河边走回，父亲格外高兴。
有一年我和儿子一起睡双人床，晚饭后就去人工湖旁边跳绳。
07
刚住进人工湖的房子时，父亲身体尚可，他每天都会围着人工湖走两圈。
有时，他会到不远的图书馆看书。
由于抽烟喝酒太厉害，他的身体逐渐变差，也越来越不想动了。但是，他始终保持着订阅报纸的习惯：在张家坡如此，到县城后同样如此。
我和弟弟都做了记者，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成了记者，这一直让他很高兴。
早些年我和妻子到北京后，父母还种过几年地。
母亲打了好几床新棉絮，放在张家坡的楼上，说是等小妹结婚时按照当时农村的习俗，办足八铺八盖。即使我们春节回家，母亲也舍不得把新棉絮拿出来。
但是，小妹一直单身，这些棉絮放了几年后，母亲放下了以前的心愿，把这些棉絮拿出来使用。
08
父亲生于1949年初，母亲比他大两三个月。尽管父亲曾经两次中风，我还是以为，他应该可以活到八十多岁。
由于长期不加节制地抽烟喝酒，加上只吃肉鱼而不吃米饭和蔬菜，2019年11月5日晚上，一次突发的心肌梗塞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他的生命在71岁前戛然而止。
办完丧礼后，母亲一个人无法住在隆盛华府的房子里。她到我的两个姨妈家各住了一个月。
在二姨妈家，她趁着姨妈和姨父上街的时候给我的大妹打电话，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直到2020年春节临近，母亲才从三姨妈家回到了隆盛华府的房子里，等我儿子和我的小妹从北京赶云梦县城后，一起回到了张家坡家里。
09
按计划，我们准备在腊月二十七（1月21日）请四个姑妈和姑爷到张家坡，并邀请了本家叔叔等帮助料理父亲丧礼的村里人一起吃年饭。
当天下起了小雨，加上新冠肺炎人传人的消息已经传开，姑妈和姑爷都没有回来，于是我们请本家叔叔们吃了饭。
不料，新冠肺炎疫情加重，武汉和孝感相继宣布封城，我们全部赶到了云梦县城人工湖的房子。
大年初一，弟弟一家三口开车回上海，大妹一家四口开车回合肥。我们一家四口，妻子去照顾年迈的岳父岳母，我和女儿、儿子，加上小妹，在隆盛华府陪着母亲。
云梦解封之后，清明将近。
我和小妹带着母亲到隔蒲镇办事，然后回到张家坡老家，给父亲上坟。
我和小妹烧纸钱时，母亲在旁边念叨：“你要保佑孩子们平平安安。”
小妹先回了北京。我们买好了一家四口和母亲的火车票，4月19日一起回到了北京家中。
隆盛华府的房子，就这么空了下来。
临行前，母亲找了几家中介，委托他们挂牌出售。
但是，母亲在我家一直不习惯。半个月后，我们只得让她去了合肥大妹家。
10
这次回云梦给大姑妈奔丧，我没有打算多待。
在人工湖的房子里，我突然觉得从未有过的孤单。
父亲的气息仿佛依然存在，只是我再也看不到他坐在饭桌前喝酒吃菜，看不到他驼背的身影在房子里走动；而母亲，此刻也离我很远。
这里再也不是家了。无论这里还是张家坡的房子，再也不是家了。
难怪父亲去世后，母亲对两个妹妹说，“我以后就没有家了。”
8月17日上午，我从云梦县城坐车到隔蒲镇，买好了花圈、鞭炮、草纸等等，然后去大姑妈家奔丧。
中午，我随着去火葬场的队伍返回，在玉丰大酒店附近下车，去北门菜场买了一点东西，步行回到人工湖的房子。
11
这时的气温大约36℃。我打开所有的窗户，风从南边的窗口不断吹来，但我并未感到凉爽。
母亲曾经告诉我，父亲晚年时怕热又怕冷，一到三伏天，待在房里开着空调几乎不出来。
我没有开空调，在屋子里来回穿行。
弟弟寄给父亲看的书依然放在桌上，父亲睡的双人床和桌子、衣柜都和他生前一样。
客厅抽屉里，有父亲用过的螺丝刀、老虎钳等五金工具。
母亲的房间里，几把大剪刀躺在书桌的抽屉里，桌面的书上还有几个月前剩下未用的口罩。
父亲的去世，母亲的远离，使得这些物质都失去了意义。这里再也不是家了，而是我的伤心之地。
准备离开了。
抑制不住的悲痛潮水一般涌来，我在阳台上痛哭失声。
稍稍平静之后，我收拾好行李，关上了所有的窗户，又拍了几张室内和人工湖的照片，然后关上水阀，煤气，摁下门口的电源，到楼下打了出租车，从云梦一路赶到孝感火车站，等候开往北京的列车。
以后我还会回来。只是老家再也没有我的家了。
弟弟终究会卖出县城的房子，而张家坡的房子将会继续空着，和父亲的坟墓孤独相对。
我和弟弟、以及两个妹妹，已经变成了故土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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